再谈同音合并简化字

近日从《汉字文化》（2006年第3期）上读到两篇文章，其中一篇主要驳“汉字革命”，另一篇是语文札记，都涉及到同音合并简化字的问题。前面一篇文章引用巴金先生一段话说：“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，还是使我们的汉字简单再简单，一定要鬥斗不分，麵面相同？”看来作者是不赞成“鬥”“斗”、“麵”“面”合并简化的。关于“鬥”、“斗”，我们放在后面再谈，这里先说以“面”代“麵”。张书岩等编著的《简化字溯源》说：“因两字同音，所以近代群众用‘面’代替‘麵’，在商店中普遍使用。”（105页）可见以“面”代“麵”是有群众基础的。巴金先生说：“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，听听大家的意见，总没有害处。”（见该文所引）以“面”代“麵”先在群众中使用开来，这是不是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呢？使用了这么长时间没有造成语言文字混乱，这是不是经过实践检验完全行得通呢？这篇文章还说：“‘汉字革命’……产生了两个负面成果：一是过于求简的简体字……简体字不顾其特点而一味求简，便不可避免地造成语言文字的混乱。例如，韩愈《送陈秀才彤序》：‘读书以为学，缵言以为文，非以夸多而斗靡也。’‘夸’在古汉语中有大、自大、美好、奢侈等义，绝无夸（誇）耀的义解，‘斗’在古汉语中也不等于‘鬥’，且极易误读为dǒu。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初读之，就会因这两个简体字而理解受阻，还原为‘誇’、‘鬥’，就较易于读懂了。又如‘馀’、‘余’，汰除‘馀’而只取‘余’，而‘余’又与‘予’同义——我，也极易造成混乱。”另一篇文章说：“有时候看见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是‘余论’，这‘余论’的意思是我（余）的看法呢，还是跟文章主题相关的另外一些话呢？清代赵翼《陔餘丛考》，如果写成当第一人称代词讲的‘余’，意思大不一样。毛泽东《沁园春·咏雪》中‘惟餘莽莽’，如果用‘余’，很可能理解成只有我……。” 我们先看“夸”和“誇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夸”的第4个义项是“炫耀”。引《晏子春秋》、 汉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、唐韩愈《独钓》诗之一、清顾炎武《与施愚山书》四例，可见“夸”在古汉语中不是没有“夸耀”义，而是从先秦到清代一直在使用着。“誇”在古汉语中作夸耀讲，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都首引扬雄《长杨赋》。从汉字的发展规律看，也是“夸”在先而“誇”在后。所以把“誇”合并简化为“夸”是完全合理的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使“夸”在古汉语中确实没有“夸耀”义，也不能成为不应把“誇”简化为“夸”的理由。因为现代简化字是为现代汉语服务的，为了今天的人认字写字方便，不是为了古人的。至于人们是不是易于读懂，那要具体字具体分析。就拿“夸”和“誇”来说，哪个字在古汉语中有夸耀义，一般人是不清楚的。该文的作者应是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学者，都不知道“夸”在古汉语中也有夸耀义，怎么能说还原为“誇”就“较易于读懂”、而用“夸”就容易“造成语言文字的混乱”呢？事实证明，合并简化并没有给人们造成阅读障碍，造成文字混乱，相反，在简化字通行了半个世纪的今天，想恢复繁体字才会给没有学过繁体字的人（毕竟是绝大多数）造成阅读障碍，才容易造成文字混乱。如后一篇文章所说，现在有“10分锺”、“锺点”的写法，就是把“鍾”、“鐘”弄混了。再看“斗”和“鬥”。笔者在《一简对多繁的字不能改回去》那篇短文中（《语言文字周报》2006年7月5日）已经谈过以“斗”代“鬥”的问题，指出只有书面举“斗牛”词例时才有可能混淆，除此而外，不可能有误读。“斗争”、“奋斗”、“搏斗”的“斗”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可能读成dǒu吗？倒是“斗牛”（星宿名）的“斗”（“北斗星”的“斗”不易误读，因为常说）、酒器的“斗”、量器的“斗”，如果不注音，他们有可能读成dòu，因为他们可能还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天文学和古汉语方面的知识，这些意义所代表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比较陌生。再看“馀”和“余”。说简化字剩余的“余”易与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混淆，这都是拿古汉语来讨论问题，生活在现代社会而用古汉语作为某字是否应该简化为某字的理由，太脱离语言实际了。今天除非有人刻意写文言文，否则是不会用“余”、“予”表示第一人称的。文章后面题目的“余论”也不会有人理解为我的看法，如果最后的“余论”是作者本人的看法，那前面的大部分难道是别人的看法？赵翼的《陔餘丛考》、毛主席词的“惟餘莽莽”，把“餘”改成“余”，也不会有人理解成“陔我丛考”、“惟我莽莽”。该文在谈到“馀”、“余”易混淆时说：“实际情况是，知道可能混淆的混淆不了，不知道可能混淆的常常混淆。”我理解“知道可能混淆的”指知道“余”在古汉语中有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，“不知道可能混淆的”指不知道“余”在古汉语中有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知道可能混淆的混淆不了，不知道可能混淆的更混淆不了。因为他们不知道“余”在古汉语中有第一人称代的用法，怎么会混淆呢？所以我觉得，所谓“极易造成混乱”，只是文化素养高的人的杞人忧天。前面一篇文章还说道：“汉字被人为地大量缩减，对丰富词汇，对发展语言和文化，都有很大的限制。”并对《红楼梦》、《骆驮祥子》所使用的单字作了统计，结果是，前者使用单字4，462个，后者使用单字2，413个。这篇文章还说：“1947年出版的《国语辞典》比起《康熙字典》所收单字47，075字，已经少了许多，简体字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所收单字又少于《国语辞典》。人们能使用的单字和掌握的词语量越来越少，这对开发中国人的智慧、对发展语言和中华文化，都是极为不利的。”任何一部字词典的编纂，都有自己特定的目的。《康熙字典》是古代最后一部字典，收的是历代积累的汉字，当然所收单字很多。《国语辞典》是在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之后编纂的，其“目的主要在于正音”（刘叶秋《中国字典史略》），而不是求收字多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则“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”（前言），自然三部字、词典一个比一个收单字少了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，词汇是否丰富，是语言的问题，不是文字的问题。语言里有了某个词，人们就会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（绝大多数是选用已有文字记录，而不是创造新字记录）。语言中没有某个词，文字是无能为力的。文字不能创造词汇。把“鬥”“斗”、“麵”“面”、”餘”“余”分开用，只是增加了几个字，并不能使词汇增加（文言第一人称代词的“余”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）。一部文学作品中使用单字的多少，字典、词典里收字、词的多少，都不能简单地直接跟词汇丰富与否、语言和文化是否发展成正比地挂起钩来。我们能因为《骆驮祥子》所使用的单字比《红楼梦》少，就说现代汉语词汇没有清代丰富吗？能因为《国语辞典》收单字比《康熙字典》少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单字比《国语辞典》又少，就说汉语词汇在不断减少吗？显然不能。中华文化是几千年积累丰富起来的，而语言文字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和常用字，今天不可能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几十万（《汉语大词典》所收词目约37万条）词汇、数万汉字都拿来使用。